心靈雞湯

第一，關心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，力求從整體上把握世界和人生。這是指哲學家總是關心那些最根本的問題，而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為不願意糊裡糊塗地活著，要活得明白。用蘇格拉底的話說，就是「未經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過」。世界在時間上是永恆的，在空間上是無限的，而一個人的生命卻極其短暫，凡是對這個對照感到驚心動魄的人大抵就有了一種哲學的氣質。那麼，他就會去追問世界的本質以及自己短暫的生命與這本質的關係，試圖通過某種方式在兩者之間建立一種聯繫。如果建立了這種聯繫，他就會覺得自己的生命好像有了一個穩固的基礎，一種永恆的終極的意義。否則，他便會感到不安，老是沒有著落似的。這就是所謂終極關切。所以，要過哲學的生活，前提之一就是先得有這樣一種氣質，已經對世界感到驚奇，對人生感到疑惑了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說，哲學開始於驚疑，這一點對於個人同樣是適用的。當然，如果沒有這種氣質，我看也沒有什麼不好，可以少受很多痛苦。

第二，除了理性的權威，不承認任何權威。哲學從整體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手段是理性，因此堅持獨立思考是哲學的生活的必有特徵。對於一切既有的理論、觀念、意見，哲學家都要追問其根據，經過自己的思考而決定取捨。任何形式的盲從，包括盲從既有理論、政黨立場、公眾輿論、流行觀念等等，都是哲學的生活之反面。

第三，關注思想本身而非其實用性，能夠從思想本身獲得最大的快樂。關於這一點，也許沒有比亞里士多德說得更清楚的了。他在他的好幾種著作（《形而上學》卷一，《政治學》卷七，《倫理學》卷六、卷十）中都談到：非實用性是由哲學的愛智慧的本性決定的，明智是善於從整體上權衡事物的利弊，智慧則涉及對本性上最高的事物的認識，兩者的區別就在於有無實用性；非實用性是哲學優於其他一切學術之所在，「思想要是純粹為了思想而思想，只自限於它本身而不外向於它物，方才是更高級的思想活動」，這一特徵使哲學成為「唯一的自由學術」，「為學術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學術」；幸福生活的實質在於自足，與別種活動例如社會性的活動相比，哲學的思辨活動是最為自足的活動，它的非實用性恰好保證了這種沉思的生活的自得其樂，因而是完美的幸福。古希臘哲學家都具有以思想為至樂的特點，畢達哥拉斯發現了勾股定理，殺一百頭牛慶祝，那心態何等天真，何等可愛。

第四，與社會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。哲學家對於社會現實可有兩種態度，一種是完全不關心，如黑格爾所說：哲學是一間隔離的聖所，它的祭司必須遠離俗世，潛心真理。另一種是有所關心，但他是站在永恆的立場上來看時代，從堅守人類最基本的精神價值的角度來關心政治的。席勒說：在精神的意義上，擺脫特定國家和時代的束縛，做一切時代的公民，是哲學家的特權和責任。羅素引伯奈特對畢達哥拉斯倫理觀的描述：「在現世生活里有三種人，正像到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來的也有三種人一樣。」最低一等是做買賣的，其次是來競賽的，最高一等是來觀看的，哲學家相當於這最後一種人。在這一點上，柏拉圖有些想不開。他在《理想國》第6卷中談到：配得上研究哲學的人只有極少數，他們如同落入野獸群中一樣，只好「保持沉默，只注意自己的事情」。因此，哲學需要「找到如它本身一樣最善的政治制度」，由此提出了哲學家王的理想，試圖通過賦予哲學家以最高權力來為哲學的生長創造一個最佳環境。在我看來，這隻能是烏托邦。他孜孜以求哲學的大用，一心把哲學和政治直接結合起來，恰好也暴露了他對實際事物的無知。他本該明白，哲學之沒有實用價值，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如此，在政治生活中也如此。哲學關心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，政治關心的是黨派、階級、民族、國家的利益，兩者屬於不同的層次。我們既不能用哲學思考來取代政治謀劃，也不能用政治手段來解決哲學問題。康德在《論永久和平》中正確地指出：不能指望君主變成哲學家，也不能指望哲學家當上君主，權力的享有不可避免地會腐蝕理性批判，哲學家對於政治的最好期望不是享有權力，而是享有言論自由。

第五，為了精神的自由而安於簡樸的物質生活。關於這一點，蘇格拉底說得最精闢：「一無所需最像神。」古希臘許多哲學家為了過哲學的生活，自願放棄權力或財產。現在這樣的人少了，但仍然有，例如維特根斯坦放棄大筆遺產，並且不肯以哲學為職業。

把哲學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，過一種哲學的生活，這是極高的境界，在全部歷史上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夠達到，當然不能對一般人提出這個要求。但是，我們至少可以把哲學當作精神生活的一種形式，在過世俗生活的同時，能夠常常進行哲學的思考。